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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早就认识到了，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过：“在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公正都是可变的，尽管其中有自然的公正”(亚里士多德,2003,第149页)。教育公平当然也不可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而纯粹抽象地存在。OECD对“教育公平”的上述定义，显然是考虑到世界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而给出了一个最低标准。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教育公平的内涵都各有不同。自改革开放之初到今天，我们的教育政策经历了一个从精英主义到追求教育公平的转变，这两种教育政策都是我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合理抉择，尽管其所依据的正义基础并不一样。

 

　　我们讨论教育公平问题，至少可以从这样几个维度展开。其一是政治学和法哲学的维度，从社会公共权力借助社会契约和相应制度机制调整阶层之间和个人之间关系的角度,来探讨教育公平问题；其二是社会学的维度，主要是从社会结构层面出发，通过对作为社会事实存在的阶层关系和人际关系进行科学分析，来研究和探讨教育公平问题；其三是伦理学维度，重点在价值基础上探讨教育公平问题；其四是教育学的维度，从教育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人的发展意义的视角，依据教育和人的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讨论教育公平问题。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维度的差异:国家可以且应当立法保障每个人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因其阶层、性别、种族、年龄和居住地等因素不同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名生在贵州深山的孩子和生在上海的孩子实际上拥有同等的机会上复旦大学。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保证？这就属于社会学的研究维度了。社会学会告诉你，不仅贵州山村的孩子和上海的孩子难有同等机会上复旦大学，甚至同样生活在上海闸北区的孩子也不一定就有同等机会，因为他们生活的“场域”不同；而且社会学可以通过社会批判来告诉你这是不合理的，因而我们要为创造美好未来共同奋斗。你凭什么说这是不合理的呢？因为它的价值基础不符合我们现代社会的正义观，这就是伦理学研究的维度了。伦理学要解决的是公平的价值基础问题。那么，是不是有了法律保障，消灭了阶层差别，我们就可以或者应当基于公正的价值，把每个孩子都送进复旦大学？若不能或不应该，我们又该怎么办？这就属于教育学研究的维度了。

 

　　就教育公平这个问题本身而言，至少包含这样几个层面。最外层是操作层面的教育公平问题，在这个层面上处理教育公平问题，我们面对的是有关个人；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结构层面，我们在这个层面所面对的是社会阶层；最为核心的层面是价值内核，即关于教育公平的正义理念，是我们对教育公平的价值共识，因而在这一层面我们面对的是所有人。例如：同样生活在北京城区，一名满族的孩子在高考时就能比汉族的孩子先天拥有5分的优势，在具体操作层面看来，这似乎是不公平的，但如果拿到整个社会结构的层面来看，这就是政府为了解决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公平而采取的公平措施。我们说它是公平的措施，是因为它符合我们对补偿性正义的共识。在核心层次，教育公平作为一个价值问题，有关观点的对错就不能以是否符合事实的真假来判断，而是取决于立场。何谓“应得”？站在不同的价值立场上，就会得出不同的认识。像库珀所说的那样：“这些人嘴里的公平诉求，在另一些人的口中则是不公平的，这是肯定的”(Cooper,2010,p.5)。公平作为一个主观性的价值问题，库珀称之为“公平的幻象”(illusionsofequality)。公平的主观性、相对性和立场依赖等特性决定了我们在操作层面上处理教育公平问题时一定会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清理这些复杂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到问题的内核层面，澄清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价值共识。

 

　　人们在公平诉求的背后是对平等的诉求，对不平等关系的认可也就是对公平的否定。牛津大学的米勒(DavidMiller)教授将平等分为两种：“第一种平等是分配性的。它确定了某种利益——例如权利——应当平等地加以分配，因为正义要求这样做”；“第二种平等……确定了一种社会理想，即一个人们相互把对方当作平等来对待的社会”，他把第二种平等称作“地位的平等”或“社会平等”(戴维·米勒,2001,第259页)。按照这种思路，教育公平就包含了这样两个方面，即教育资源的平等分配和在教育领域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在教育中平等地对待每个人是理所应当的，但如果平等分配意味着均等地分配教育资源的话，那么这种理念是否合乎我们的正义观以及是否符合教育规律，就有待商榷了。“社会公平是否确实要求分配均等，这尚需进一步的批判性评估。社会公平一直被用作为特定分配策略辩护的基准，这类分配策略包括诸如主张平等机会、要求拥有一系列充分的核心能力从而使公民能行使社会平等权利等”(Fourie,Schuppert,Wallimann-Belmer,2015,p.9)，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公平就是均等分享资源，因为“不同的社会公平观念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分配模式”(Fourie,Schuppert,Wallimann-Belmer,2015,p.9)。况且天赋差异决定了每个人可接受教育的类别和程度都必然不同，每个人期待的教育也必不相同，社会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从广泛意义上来说“人才”——因而教育公平不可能也不应该意味着绝对的教育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