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首次公开的秘密备忘录揭示了苏联政府一直向美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对犹太同盟加以控制。在纽约的苏联民航办事处玻璃窗被砸后，苏联中止了原定第二天召开的四国会谈，把责任巧妙地推到美国政府身上。在苏联艺术家访问演出中发生的捣乱事件导致了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和歌剧院取消了原定的访美演出计划（这些文化交流计划当然都是索尔胡鲁克促成的）。备忘录对苏联当局可能以犹太人保卫同盟的破坏活动作为一个借口，来结束或延迟为限制苏美战略武器谈判进程表示关切。
苏联在抗议中指责，没有美国政府主动积极的共谋和纵容，犹太同盟就不可能如此有组织地不断对苏联人进行威吓骚扰。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各布马立克在他一封典型的致联合国大会的信件中罗织了如下文法不通又夸张过分的罪名：专制的美国当局在对付一伙无事生非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时（不可能）如此无能，这些人鼓吹极右沙文主义的种族主义以及法西斯分子的种族优劣论，在美国制造对外国人民的仇视情绪，并公开宣扬以恶化苏美关系为己任。（可讥可讽的是，根据一份政府特别调查小组的报告，犹太人保卫同盟被列为具有左翼政治倾向的组织，因为埃德加胡佛认为所有反纳粹的组织都属于左翼。）还有一份苏联电报对迄今这些罪犯没有一人受到惩罚提出抗议，并表示愿意向美国当局提供这些干蠢事的人的住址，如果司法部找不到他们的话。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绝密备忘录中要求司法部确保对犹太同盟活动分子的起诉，认为这将极大地提高美国在外交政策具体问题上对付苏联的能力。
当苏联法院判决两个犹太人死刑，因为他们企图夺取一架苏联飞机并飞到瑞典去，这时犹太人保卫同盟立即发出威胁，如果死刑判决执行的话，他们就杀死四个苏联外交官。国务院内部电报透露了美国外交人员的担心，他们认为犹太同盟确实会说到做到。在原定执行日期前夜，国务院要求外交人员保持最高戒备状态，可是判决终于改为无期徒刑。（我那时一点儿也没有想到，我很快就成了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律师之一，并且去苏联为他们的释放而努力。）
鉴于犹太同盟具有破坏美苏关系的潜在力量，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给司法部长米切尔写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批准其在同盟成员的电话上安放窃听装置。胡佛把同盟形容为美国当今最好战的亲犹太人组织，宣称白宫已表示关切。由于同盟支持犹太种族的活动可以造成美国在国际上的尴尬局面，为避免这种情况，胡佛要求米切尔批准该局安装窃听设备，以便提前获取犹太同盟活动的蛛丝马迹。这一要求得到批准，随即安放了窃听器。
我们研究了这些秘密备忘录后，要求法院作出裁决，宣判对犹太同盟安放窃听器是非法的，因为它并未经法院预先批准。我们争辩说，不管犹太同盟有什么样的观点，它只是一个美国国内组织。尽管用胡佛的话来说，它的目的是为犹太种族的利益效劳，同盟却没有得到任何国际上的支持，甚至连同盟有时宣称代表其利益的以色列政府也不赞成它，谴责它的暴力活动。
政府公诉人争辩道，同盟是一个国际组织，最高法院关于国内组织的裁决对它不适用。首席公诉人亨利普泽尔站起来就此洋洋洒洒一番，可鲍曼法官却打断他：
法官：你是说有人想对窃听犹太人保卫同盟活动情况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利害攸关提出异议？
普泽尔先生：否则我脸上就不会这么严肃了。如果法庭裁决这不是一种国际间的侦讯情况，而是一桩国内侦讯情况，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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