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向我们讲了她丈夫目前的境况，请求我们继续声援他。她毫不怀疑囚徒们需要我们继续提供法律援助。因为这是我们的委托人第一次直接确认需要我们的法律干预，所以意义很大。她强调继续支持费多洛夫和穆尔琴柯两个非犹太犯人的重要性。她还告诉我们其他已释放或即将释放的囚犯的消息，要求我们再去一趟以色列，以便获得最新的情况。
12 平卡索夫案
这样，在圣诞节放假期间，我们再次去以色列采访犹太移民，并结识一些新的委托人。我们会见的人当中有雅尔塔平卡索夫，她就是德尔本特那个一条腿木匠的妻子。她对我们说，她丈夫是冤枉的。作为有经验的刑事诉讼律师，我们对家人的无罪主张都持保留态度。对他的指控在这个案子里似乎没法再明确了，因为乱收费在苏联私人工匠中是家常便饭。可平卡索夫太太坚持说，不包括平卡索夫，他从不乱收费。我们向她保证，即使她丈夫有罪我们也会为他辩护，因为很清楚，之所以从这么多乱收费的人中把他挑出来关进监狱，仅仅是因为他申请移居国外。这使他的案子成了政治迫害，他是一个思想犯、政治犯。
可这还不能说服他的妻子：不，不，你们必须强调他是完全无辜的。最后，她在绝望之中脱口而出，如果你不相信我，去问那个法官好啦。我笑着说，跟在德尔本特的法官谈是很麻烦的。陪同我们的以色列翻译对平卡索夫太太提到那个法官显得有点儿不安，当她接着又提到她时越发显得心绪不宁，负责审判我丈夫案子的法官之一现在就在以色列。她是犹太人，我丈夫被认定有罪以后几个月，她自己就移居到国外了。
我决定我们必须见这个法官，就打听她的下落。以色列人不鼓励我们这样做：她永远不会跟你们谈的。这一切对她来说是个创伤。我们答应过，不会再重提旧事。她到这儿来是重建新生活，而不是修补她的过去。
像所有的律师一样，我咬住不放，特别是我有一个被监禁着的委托人。我一定要跟她谈话，甚至要我亲自去找到她也在所不惜。我坚持到底。
以色列人想劝说我：可她并不是个真的法官。她是个临时找来的法官，和美国的陪审员差不多。我对苏联的法庭组织还是熟悉的，它由一个专业法官和两个非专业的陪审法官组成，这两个陪审法官的作用半是陪审员，半是兼职法官。我向以色列人强调，由主持平卡索夫案审判的陪审法官中的一个提供一份宣誓签字证词，证明平卡索夫是无辜的，对我们来说作用非同小可。最后，他们答应帮我们去找里雅米莎也娃。
我们手中关于这位女法官的唯一线索是，她被分配到希德洛特定居，这是一个在边远地区新开发出来为移民居住的新镇。这个小镇在以色列南部某地，从特拉维夫开车需走整整一天。我出发去寻找里雅米莎也娃，自己心里也没数，因为她家里没有电话，没办法预先和她联系。
到希德洛特后我就开始四下找她。这小镇看起来就像从沙漠戈壁中冒出来似的，房屋建筑都是用一种拉毛水泥材料盖的，看起来就和支撑它们的砂地一样。这小镇有个中央市场和一个小操场，显得原始、简朴、空阔然而却很美。我在市场上到处打听里雅米莎也娃，最后终于碰到一个男人，他声称知道米莎也娃的住处。我匆匆忙忙地赶到那幢公寓去，却听说她刚刚搬走。可有人带我们到她的朋友家里，在那儿找到了米莎也娃。这个单元里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几张帆布行军床，这家人的行李还没有从苏联运到。
我一告诉米莎也娃来找她的目的，她就变得恐慌起来，不肯跟我谈话。她和朋友们匆匆商量了一下。有一个人就走到我跟前，脸上带着笑容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吃点东西。我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个邀请。我又试着重提我来访的目的，可是主人们在切面包时不愿谈这个话题。我能感觉到他们是在探我的情况，看我是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们问我的家庭出身，我就告诉他们我的俄国波兰祖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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