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前几天说，这年头能活5年以上的公司就很了不起。今天，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差两年。
三年前的今天，博雅诞生。如今，我们的孩子也长大了三岁。随着他们的成长，我们对教育和生命本质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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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
很多父母说，我对孩子的期望很简单，就是希望他幸福。然而，何为幸福，如何能幸福，从古至今，这都是萦绕在哲学家们头脑中的终极问题，绝不简单。
幸福是源于外在的成功，还是内在的觉醒？幸福是源于好的关系，还是潜能得到发挥？幸福在于能率性而活，还是因为有能力改变世界？
我们做父母的，给了孩子决定他智力水平和性情倾向的DNA，给了他一个原生家庭，给他讲故事，帮他择校甚至选择城市和国家，带他周游世界，但这些和孩子将来的命运有多大的关系？和他一生的幸福又有多大的关系？
如果相关性并非如想象中的那么强，如果命运本身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我们确定要给孩子的到底是什么？
一个人的成长，成功乃至幸福感，也离不开他所处的大时代。如果生在现在的叙利亚，孩子可能要直面生离死别，幸福就是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在一起；如果生在国运上升、生机勃勃的国家，比如盖茨比时代的美国和现在的中国，幸福感更容易被外在的物质成功所定义；如果生活在那些相对富足却又老龄化的地方，比如现在的台湾，整个社会的野心与活力俱降，年轻人的幸福感更多来自生活中日常的小确幸。
等我们的孩子长大时，这个国家的运势又是如何？如果是增长相对平缓甚至增长停滞，他们的生活目标又将做出怎样的调整？
定义这个大时代的，除了国运，还有科技。科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迭代。等我们的孩子长大进入职场后，现在70-80%的工作职位将会消失。这很可能意味着他们现在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的一些知识和技能未来还没来得及使用就已过时。
世事巨变，我们到底可以给孩子哪些不变的东西？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因为每一次的人生选择，归根到底都是价值观的抉择。
作为一家倡导给孩子终生有用的能力和格局的在线教育公司，这些也是博雅小学堂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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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前段时间在台湾拜访了很多文化和教育学者。
国学大师钱穆的弟子辛意云老师那天从很远的阳明山坐车过来找我们。走出车门，我们发现他背着一个很重的双肩包，双手还提着两个书袋。
在台湾师范大学附近一家小小的咖啡馆里，我们聊了5个多小时。他追忆求学的苦乐，老师钱穆的风骨，以及曾任民国首位战斗机女教官的妈妈对他一生的影响。
我们鼓励他把家族史写下来。他说，会写的，但要等80岁的时候。现在他正在写的是《中国哲学思想史》。辛老师说，我写中国哲学史，是想正本清源，把老师教给我的东西，以及我自己后半生的思考都写下来。
辛老师不会用电脑，他每天随身带着那三个沉重的书包，在台北的咖啡馆里写作。
我们还拜会了台湾小鲁文化的创始人陈卫平和沙永玲夫妇。他们创办的这家出版社，是台湾童书出版界的一座高峰，一股清流。陈卫平先生撰写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和《写给儿童的世界历史》，是两岸无数孩子的历史启蒙书。他编写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地理》，历经波折，最终得以出版。
年过七十，身体欠佳的陈先生告诉我们，他正在撰写资治通鉴的解读版。
辛老师和陈先生，都已至古稀之年，都还在授课，写大部头的书，都还在想怎么把中国文化传承下去，怎么影响更多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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