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五分钟，请到我房间里来，我亲爱的小乖乖，我要看您一眼。您要对我非常的亲。不过我很快就会睡觉的。我已经象个死人儿了。”过后我走进她房间的时候看见她确实象个死人儿。她刚躺下就睡着了。床单包住她的身躯，如同裹尸布一般，漂亮的皱褶显出石雕般的硬度。这仿佛是中世纪一幅表现最后的审判的画，只见人的头露出坟墓，昏昏沉睡，等待着大天使吹响号角。由于睡意突然袭来，她头发蓬乱，脸仰翻着，我看着这躺卧在那里的、平凡之极的身躯，捉摸着这身躯究竟构成什么对数，为什么它所参与的一切行为——从推推肘臂到碰碰裙衫——竟至于在我心里引起如此的痛苦和焦虑。我的焦虑是无限伸展的，她的身躯在何时何地活动，我的焦虑就随之出现。我的焦虑还不时地会随着记忆而突然复发。其实我知道，我的焦虑是由她的情绪和欲望所决定的。但是如果换一个女子，即便是她本人，要是在五年以前或者五年以后，她的情绪和欲望就与我完全无关了。我知道这是自欺欺人的谎言。但是由于这一谎言，我已缺乏勇气去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唯有一死了之。我就这样，穿着从维尔迪兰家回来一直没有脱下的皮袄，呆呆地凝视着这歪扭的身躯，这尊寓意像。什么寓意？我的死亡，还是我的爱情？不一会儿，我听见她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坐到她的床沿上，进行那微风静观式的镇静治疗。然后，我怕闹醒她就蹑手蹑脚退出了房间。
这时时间已经很晚，所以一清早我就嘱咐弗朗索瓦丝，如果她要从阿尔贝蒂娜房前经过，请她把脚步放轻一些。于是弗朗索瓦丝坚信，我们这一晚一定是在所谓的酒神节中度过的，便嘲讽地嘱咐其他仆人，不要“吵醒公主”。这正是我担心的一件事情。我怕弗朗索瓦丝有朝一日再也克制不往，对阿尔贝蒂娜蛮横无礼，这样会把我们的生活搞得更加复杂。弗朗索瓦丝此时已不象年轻的时候看着欧拉莉受我姨妈宠爱，还能忍气吞声。她现在已没有这么勇敢，能够忍受嫉妒心的折磨。嫉妒使我们这位女仆脸形歪扭瘫痪，其程度之严重，以至于有时候我不禁在想，我可别蒙在鼓里，她这么怒火发作之后，会不会小病一场。我请求别人不要破坏阿尔贝蒂娜的睡眠，可自己却找不到丝毫的睡意。我试图弄个明白，阿尔贝蒂娜究竟属于什么精神状态。在演了这幕悲喜剧以后，我是否真正绕过了险滩暗礁呢？尽管她口口声声说在这里十分幸福，但她有时候会不会仍有要求自由的想法呢？相反我是否应该相信她的话？两种假设，哪一种是成立的呢？如果说当我想弄明白一个政治事件的时候，我通常——我必须如此——将我昔日生活的一个事例提到历史的高度来看待，那么相反，我在那天早晨，不断地将前夕的这出戏的意义与当时发生的一个外交事件——两者具有天壤之别，此处只是为了弄明白这出戏的意义起见——作一等量齐观。
我也许有权进行这样的推理。因为我曾经多次看见德-夏吕斯先生精湛地扮演这类骗局，他的形象很有可能潜移默化地在我前夜这场戏中起到了引导作用。另外，从这场戏本身而言，它无意之中不正是将德意志种族的深刻倾向——狡诈和傲慢引起的挑动性，必要的情况下产生的好斗性——引入了私生活领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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