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荒”的年代里，一本本名著滋润着人们的心灵，一本好书是可以让人回味无穷、受用一生的。有人说，与书结缘、有书相伴，人生不会寂寞。在书籍的世界里，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审视自己，还能与各路名人名家沟通灵魂。
艰难岁月里与名著相伴
每个星期四的早上，上海五里桥街道的老年读书会都会准时进行，大家聚集到一起，每次讨论一个主题，每次都由一位读书会的成员来讲解。
上海市民吴畏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她说自己学生时代为了应付考试，读的多是一些专业书，很少有机会去看文学作品。等到快毕业时，“文革”却开始了，那个时候，想要读到中外名著就非常困难了。有一次，吴畏偶尔经过学校图书馆，意外地发现图书馆底楼的角落里堆了一堆书，她如获至宝，就在书堆当中一本一本地翻看。
后来吴畏跟随丈夫来到了上海，在一个医务室里当医生，在那里她又碰上了读到名著的机会。吴畏是一个很和气的医生，服务态度又好，所以很多病人都喜欢她。在她服务的病人中有一位正在接受劳动改造的干部，负责打扫图书馆的卫生。他为了表示对吴畏的友好，每次来看病的时候总会悄悄地塞一本书给她，在这位干部的悄悄“输送”下，吴畏看了很多名著，像《苦难的历程》《战争与和平》都是在那一时期看完的。
不过，从小酷爱读书的沈嘉禄就没那么幸运了。20世纪60年代，他要用饿肚子的代价去换取精神食粮。资深媒体人沈嘉禄回忆说，那时候社会上没有什么书可读，精神生活十分贫瘠。后来，他了解到学校图书馆的大量藏书都堆放在了库房里，对此他无比憧憬，班里几个比较调皮捣蛋的同学跟他说，他们能把书拿出来借给他，但代价是一本书借给他一天需要付1角钱。沈嘉禄说，当时两个大饼、一根油条也是1角钱，于是他就只好把吃早饭的钱省下来给了那几位同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把巴尔扎克的十几本小说都看完了。
沈嘉禄就这样在精神饥渴的年代里艰难地读着一本本来之不易的名著，终于有一天，他在表哥那里挖到了宝。回想起那次的经历，沈嘉禄仍然觉得又好笑又脸红，他说：“表哥的一位同学来看望他，给他带了一些书，其中有一本是《鲁迅诗歌集》。当时我看到后也非常激动，在我的再三请求下，表哥答应把书借给我，让我带回去抄。当时我比较着急，眼看着还书的日子就要到了，于是我就把诗歌集里内容比较多的几页撕了下来，放在家里慢慢地抄，结果被表哥发现了，因为这事，我被他狠狠地训了一顿。”
沈嘉禄手抄的名著
看书时，只要是沈嘉禄觉得精彩的部分就会把它们都抄下来。在沈嘉禄的抄书生涯当中，有海涅、莱蒙托夫的诗，有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的小说，他最疯狂的举动就是把整本手记本的《茶花女》抄了下来。一本《茶花女》大概有20万字，而手记本也有5万字，当沈嘉禄看了几页手抄本后非常激动，想跟同学多借几天，却被拒绝了。没有办法，沈嘉禄只得赶时间，为此他还大着胆子把手抄本带进了课堂，当他抄到最后一页，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时，门被推开了，几个工宣队员冲了进来……这些事情如今看来很不可思议，却是沈嘉禄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后来随着藏书积累到一定程度，他索性办了一个“私人图书馆”。后来沈嘉禄发现，同学借去的书时常有去无回，为此他专门还刻了个图章，上面刻了一个字—
“还”，把这个字印在书上，提醒同学按时归还。
想尽办法找书看
借书不还可能是很多人经历过的事情，曾经是沈嘉禄同事又是朋友的胡展奋就坦然承认当年自己是个“雅贼”。回忆起那时候“偷书”的经历，胡展奋还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很多人偷了我的书，我也偷了不少人的书，比如说我的书被他卡住了，那么我只能卡住他的书，再拿他的书去和别人做交换。我觉得我们当时的读书人都是‘雅贼’，没有读书人敢说自己的书本本来历都是清清白白的，总有一本是暧昧的。”
生于50年代的胡展奋从小就喜欢读书，他少年时代，大量的名著都是在一位小伙伴家的亭子间里读完的。那时候，他住在江宁路五福里的石库门房子里，他有个邻居叫陈巍，他俩天天在一起玩，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当陈巍看到胡展奋成天躲在阁楼昏黄的灯光下看书时，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告诉胡展奋，说他父亲的书比他的多得多了。陈巍的父母亲都是做老师的，家里接待外人也比较谨慎，但出于小伙伴之间的友情，他向胡展奋打开了他家的书橱。在那个“书荒”的年代里，胡展奋在小伙伴家如饥似渴地读着那些外面极难看到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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