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北大中文系一共招收了两名博士生，除了正本就是北大教师的温儒敏，剩余的就是我了。那时候，博士生宿舍三人一屋，初步我和学世界政治、学有机化学的同住，后又改为与治我国史、治法国史的为伍。这样一来，我们的日常谈天，不能不“跨学科”。
这种对新事物坚持剧烈的好奇心，除自家园地外，也注重其他学科的开展，在举一反三中取得创意与动力，与今天博士生教育的过于侧重专业化，构成鲜明对比。以我有限的查询，那一届博士生广泛读书仔细，视界开阔，但学术操练相对单薄。这一局面的构成，与80年代的思维解放运动不无联络，也与博士学位准则刚刚树立，各项规章准则不太健全有关。
土。
念及此，我辈关于博士帽的过火简慢，也不算太离谱。仅仅每回清点“曾经的生命”，拿不出一张官样文章的博士照，仍是感觉有点迷惘。什么时分“老夫聊发少年狂”，粉墨登场，补拍一张，还没想好。
哲学家、史学家完全可能自学成才，法学家、数学家则很难逃避严峻的学院操练。正是这一差异，使得北大最早公布的，是理学博士，而不是像我这样的文学博士。
准则不太严厉，外在束缚很少，既稀见奖赏，也难得赏罚。如此短少竞赛，是否会下降学术水准，我看不必定。并非百米短跑的你追我赶，而是跳水台上的自我发挥，这种无拘无束的读书状态，更挨近古人所说的含英咀华、沉潜把玩。读书做学问，需求平心静气、优游沉着。
对于志向远大并潜心于学者，“余裕”的重要性，最少不下于常被提及的“压力”。在讲究规矩严厉管理逐渐成为主流话语的当下，为“无拘无束无拘无束的读书”辩解，或许不无必要。即使在争分夺秒的“读博”阶段，也不该时时刻刻想念着那借以获取学位的毕业论文。
这段描写并非“写意”，而是“写实”。我的“读博”之所以如此潇洒，既取决于王先生的个人风格，也与其时博士制度刚刚建立，尚无各种硬性指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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