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好工作、好学校就这么多，大家都得挤独木桥啊。
郑也夫：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怎么安排我们自个儿的教育制度、工作制度？首先得想清楚，得有一个教育的中国梦。为了实现这些梦想，也意味着要反思、批判现有的制度安排，得先清除障碍。如果搞素质教育只说要端正认识，那是屁话，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重视环境和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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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怎么改变这个制度呢？
郑也夫：学生早期就应该分流。不是人人都喜欢受高等教育，也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潜力，都是被家长、学校和社会驱赶的。真不爱学习的孩子，就别上普高了。像德国，早点上技术学校，不要上普高陪绑。分流后，让那些不喜欢老在学校学习的学生，也能在心智上成人，做技工类工作。职业学校的学习过程，应该跟进入高中和大学有非常鲜明的不同。这里应该开展丰富多彩的游戏，球赛、歌咏，等等，在玩当中竞争、合作，开发情商，然后去工厂干活。既然不上大学，干嘛要苦读？就是愉快地成长。在中等、高等职业学校中，应该高度重视文艺和体育活动，并教授生活的技艺。
德国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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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幸福度上来说，岂非比北大的硕士、博士，要幸福得多？
郑也夫：这就是我的“险恶用心”。他们更幸福啊，而且能找个踏实的工作。不是天赋非常高的人，干嘛要让初中以后的时光那么枯燥？高中、大学不应该这样吗？但是做不到。职业中学可以做到。这样，一边是艰苦地学习，做精英，一边是培养普通工作者，职校期间非常愉快。
重庆有个企业家借腹怀胎的三本学院，就是这种思路。会生活，有基本的职业能力，够了。职校要搞出风格来，从这儿打个楔子进去，改变教育格局。现在的职业教育没有吸引力，学生进入是因为考高中失败，觉得自己是失败者。大家为什么不愿意放弃高中和大学？是因为农村子弟可以解决户口之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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